一
2024年1月1日，元旦。清晨，河生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，才六点半。谁会这么早来？他披上棉袄，走出卧室。林雨燕也醒了，正在穿衣服。陈江的房间门开着，里面没人，他大概还在睡。陈溪的房间也静悄悄的。
门铃又响了一声，急促而固执。河生打开门，看到大哥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，戴着毛线帽，脸冻得通红，鼻尖像一颗红樱桃。
“哥？你怎么这么早？”河生愣了一下。
“睡不着，起来走走。”大哥搓了搓手，呼出一口白气，“外面冷，屋里热，我站了一会儿才按门铃。”
“快进来，别冻着。”河生把大哥拉进屋。
大哥换下棉鞋，走进客厅。林雨燕从厨房探出头来，说：“大哥，你吃了没？我给你下碗面。”
“不用，我不饿。”大哥说。
“不饿也得吃，大过年的。”林雨燕转身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儿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，几片青菜。
大哥接过碗，坐在沙发上吃起来。他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嚼很久。河生坐在旁边，看着他，心里有些不安。大哥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早起，更不会在大冷天跑到别人家来。一定有什么事。
“哥，你是不是有事？”河生问。
大哥放下碗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河生，我想回老家看看。”
“回老家？小浪底？”
“嗯。”大哥说，“昨天做了个梦，梦见妈了。妈站在黄河边，朝我招手。我想过去，但怎么也走不过去。我喊她，她不应。我急醒了，就睡不着了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眼眶泛红。
河生沉默了。他也经常梦见母亲。梦里，母亲还是老样子，瘦瘦的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，站在灶台前做饭。他喊她，她不答应。他想走近她，但怎么也走不过去。每次醒来，枕头都是湿的。他想，也许大哥说得对，该回去看看了。虽然村子沉在水底了，但黄河还在，山还在，母亲的魂还在那里。
“好，我陪你去。”河生说。
“你身体行吗？”大哥看了看他。
“行，又不是去爬山。”
林雨燕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粥。她刚才又给河生盛了一碗，放在茶几上。“你们去吧，路上小心。”她说，语气平静，但眼睛里有一丝担忧。河生知道她担心什么——小浪底水库距离上海一千多公里，坐火车要七八个小时，河生的胃刚好，血压虽然稳定了，但长途奔波总归不是好事。但她没有拦他，因为她知道，这件事对河生来说很重要。
“溪溪，你跟你哥在家。”河生对陈溪说。
“好。”陈溪点了点头。
陈江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眯着眼睛。“爸，你们去哪儿？”
“回老家看看。”河生说，“你跟你妹在家，照顾好妈妈。”
“嗯，您放心。”陈江走过来，帮河生理了理棉袄的领口，“路上小心，到了打电话。”
河生心里一暖。
二
上午八点，河生和大哥坐上了开往洛阳的高铁。车上人不多，稀稀拉拉的，大部分座位空着。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城市的楼群很快变成了郊区的农田，农田又变成了连绵的丘陵。大哥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一直看着窗外，不说话。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他脸上，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。河生坐在旁边，翻着一本杂志，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“河生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过年吗？”大哥突然问。
“记得。”河生放下杂志，“那时候穷，但热闹。”
“是啊，穷，但热闹。”大哥说，“妈会做一桌子菜，有鱼有肉。鱼是黄河里的鲤鱼，肉是自家养的猪。我们仨围着桌子，吃得肚子圆滚滚的。”
“妈自己不吃，光看着我们吃。”河生说。
“她说她不饿。”大哥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其实她是舍不得吃。”
河生沉默了。他想起了那些年，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，吃的是剩下的菜，喝的是剩下的汤。她从来不抱怨，从来不诉苦，只是默默地做着一切。她像一头老黄牛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。等他们长大了，日子好过了，她却走了，一天福也没享到。
火车过了郑州，窗外的天地变得开阔起来。黄河在远处闪着光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黄色的丝带。河生看着那条河，心里涌起一种亲切感。那是他的河，他的母亲河，他的生命从那里开始。无论走多远，黄河永远在他心里。
“快到了。”大哥说。
“嗯。”
车到洛阳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。他们出了站，打了辆出租车，直奔翟泉村。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本地口音，听说他们是从上海回来的，热情地聊了起来。他说这几年洛阳变化大，修了地铁，建了新机场，房价也涨了不少。河生听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，心思却飞到了别处。
翟泉村还是老样子，只不过路更宽了，房子更新了，年轻人更少了。河生站在村口，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房子，心里有些恍惚。他想起了小时候，村里的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下雨天泥泞不堪。孩子们赤着脚在泥水里跑，溅得一身泥巴。大人们扛着锄头下地，脸上满是汗水。那些画面，像老电影一样，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播放。
他们先去看了大哥的房子。大哥的房子在村东头，是一栋两层的楼房，外墙贴了白瓷砖，看起来很气派。院子很大，种着几棵果树和一片青菜。枣树就在院子的角落，是母亲生前种的那棵，树干已经很粗了，树冠像一把大伞，遮住了半个院子。冬天叶子落尽了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，像老人的手臂。
“树还在。”河生说。
“还在。”大哥说，“每年还结枣，很多。”
河生走过去，摸了摸树干。树皮很粗糙，像老人的手，有一条条的裂纹和树疙瘩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爬树摘枣，母亲在下面喊：“慢点，别摔着。”他不听，爬到最高处，摘最红的枣。枣很甜，脆生生的，咬一口，汁水四溅。母亲把枣晒干了，留到冬天吃。干枣皱巴巴的，但更甜，更有嚼劲。
“妈要是还在，看到这棵树，一定很高兴。”大哥说。
“是啊。”河生说。
三
下午四点，他们去了小浪底水库。大哥开着那辆旧面包车，沿着黄河大堤往西走。路是柏油路，很平整，两边种着杨树和柳树。冬天的树光秃秃的，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清晰，像一幅幅素描。田野里，麦子已经出苗了，绿油油的，在冬天的阳光下闪着光。
“到了。”大哥把车停在大坝下面。
河生下了车，仰头看着大坝。大坝很高，有一百多米，像一道巨大的城墙横在黄河上。坝体是灰色的混凝土，在冬日斜阳的照射下泛着一层淡淡的金光。水流从泄洪口涌出来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像打雷一样，震得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颤抖。他沿着台阶往上走，走到坝顶。大哥跟在他后面，走得很慢，腿脚不如以前利索了。
站在坝顶，放眼望去，整个水库尽收眼底。水很蓝，很平静，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。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，在暮色中显出青黛色的轮廓。夕阳在水面上铺开，碎金万点，随着微波荡漾。河生站在栏杆边上，看着那片水域，想起了小浪底村。村子就在水下面，六七十米深的地方。那里有他的家，他的童年，他的记忆。他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德顺爷。他们都走了，只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大坝上。
“河生，你说咱们村就在那下面？”大哥指了指水库中间。
“对。”河生说，“就在那下面。”
“再也看不到了。”
“看不到了。”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水面。风从水面上吹来，带着水汽和鱼腥味，凉飕飕的，像冰凉的丝绸拂过脸颊。河生缩了缩脖子，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，铜铃还在，沉甸甸的。
“德顺爷的船呢？”河生问。
“早没了。”大哥说，“水库修好后，船就没了。”
“德顺爷要是还在，看到这大坝，一定很高兴。”
“是啊，他常说，黄河不修坝，迟早要发大水。修了坝，下游的老百姓就安全了。”大哥顿了顿，“他说得对。”
河生想起德顺爷临终前说的话：“河生，黄河的水，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。你走到哪儿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黄河的儿子。黄河的儿子，骨头是硬的，血是热的，不低头，不认输，不怕苦，不怕累。”那些话，像刻在他心里一样，清清楚楚，一个字也不曾忘记。
四
从大坝下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河生和大哥去了翟泉村的老坟。母亲的坟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，面向黄河。坟不大，立着一块青石碑，上面刻着“先妣陈母李氏之墓”。碑前的石台上放着香炉和供品，旁边种着两棵松树，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。松树的枝叶在北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在低声私语。
河生跪在坟前，点燃了纸钱和香。纸钱的火焰在风中跳跃，橙红色的火光映在他脸上，把皱纹照得很深。香气袅袅升起，混着纸灰，在暮色中飘散。他从包里拿出一瓶酒，打开，洒在坟前。酒是二锅头，母亲生前最爱喝的牌子。她一般不喝酒，但过年时会喝一小杯，喝完脸红红的，笑眯眯的，很好看。
“妈，我来看您了。”他在心里说，“您在那边还好吗？”
他没有说出口，但眼泪已经流了下来。大哥也跪下来，磕了三个头。他的动作很慢，腰弯下去，再直起来，弯下去，再直起来，很费力的样子。
“妈，我和河生来看您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们都挺好。”
两人在坟前坐了很久，看着远处的黄河。黄河在暮色中闪着暗红色的光，像一条流动的血脉。风吹过山坡，吹得松树沙沙作响。
“河生，你说人死了，真的能变成星星吗？”大哥问。
“能。”河生说，“妈说过，人死了会变成星星，在天上看着地上的亲人。”
“那妈在天上看着咱们呢。”
“对，看着咱们呢。”
大哥笑了，但眼泪也流了下来。
五
晚上，他们住在大哥的房子里。大哥的儿媳带着孙子住在县城，房子空着，只有大哥一个人。屋子很冷，暖气有些不足，河生裹着棉被坐在床上看电视。大哥在厨房里忙活，不一会儿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，切了几片卤牛肉，撒了葱花和香菜。
“吃吧，趁热。”大哥把碗递给他。
河生接过碗，吃了一口。面条很筋道，汤很鲜，牛肉很香。他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嚼很久。大哥坐在对面，也吃得很慢。
“哥，你一个人在家，不闷吗？”河生问。
“闷。”大哥说，“但习惯了。”
“那你搬来上海吧，跟我们住。”
“不去。”大哥说，“上海太远了，不习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再说了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河生没有再劝。他知道，故土难离，大哥像一棵老树，根深深地扎在黄河边的泥土里，挪不动了。
六
1月3日，河生和大哥回到了上海。从火车站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上海的夜晚灯火通明，霓虹闪烁，像一座不夜城。河生坐在出租车上，看着窗外的繁华，想起了小浪底村的宁静。一个喧闹，一个寂静；一个现代，一个古老。他像候鸟一样，在两个世界之间飞来飞去，寻找着自己的位置。
“爸，您回来了。”陈江打开门，接过河生手里的包。他的头发还有些湿，大概是刚洗完澡，身上有一股沐浴露的清香。
“回来了。”河生换下鞋，走进屋。
林雨燕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银耳汤，递给他。“喝点，暖暖身子。”
河生接过碗，喝了一口。银耳汤很甜，很糯，红枣炖得很烂。他喝了大半碗，觉得身上暖和了，骨头里的寒气也被驱散了不少。
“老家怎么样？”林雨燕问。
“还是那样。”河生说，“黄河还在，山还在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“妈，我给您带了枣。”大哥从包里拿出一个袋子，递给林雨燕，“老家院子里的枣树结的，我晒干了带过来。”
林雨燕接过袋子，看着那些红彤彤的枣，眼眶红了。“谢谢大哥。”
“不谢，应该的。”
七
1月5日，小寒。一年中最冷的时节。
河生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黄浦江。江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水面。江风呼啸，吹在脸上像刀子割。对岸的陆家嘴高楼林立，玻璃幕墙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，冷冰冰的。他缩了缩脖子，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，只露出半张脸。
他想起小时候，小寒这天，母亲会做一种叫“小寒粥”的吃食。用小米、红枣、莲子、桂圆熬成粥，稠稠的，甜甜的，喝了暖身子。母亲说：“小寒喝粥，冬天不冷。”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母亲说：“老一辈传下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他喝了，冬天果然不冷了，也不知道是粥的作用，还是心理作用。
上午，他去了书法班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节课，李老师教他们写“春”字。他说：“‘春’字三横两竖一撇一捺，像一个种子破土而出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”他拿起毛笔，在宣纸上写了一个“春”字，笔画遒劲，结构稳重，像一棵挺拔的松树。
河生也跟着写了一个。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都很认真。“春”字写好了，看起来有些柔弱，不像李老师的那样有力量。但李老师看了，说：“不错，有进步。这个‘春’字写得有生机，像是春天的芽。”河生心里有些高兴，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周老师今天来了，感冒好了，精神不错。他还带来了自己写的几幅对联，给大家欣赏。对联是用红纸写的，墨迹未干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。上联是“春回大地千山秀”，下联是“日照神州百业兴”，横批是“国泰民安”。河生看着那些字，觉得周老师写得真好，遒劲、飘逸，每一笔都是功夫。
“周老师，您写得太好了。”河生说。
“还行吧。”周老师笑了，“写了十年，就这点水平。”
“十年？您太谦虚了。”
“不谦虚。”周老师说，“书法这东西，学一辈子也学不好。越写越觉得自己差，越写越觉得自己不行。但正是这种‘不行’，让人一直想写下去。”
河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
八
1月8日，河生去医院复查。陈医生看了他的各项指标，说一切正常。胃溃疡完全愈合了，血压稳定在115/75，血脂也正常。河生问陈医生：“我可以喝酒吗？”陈医生说：“可以，但不要多喝，一两杯红酒没问题。”河生很高兴，觉得终于可以喝点酒了。他想起年轻时，和方卫国一起喝酒，二锅头，一人半斤，喝得脸红脖子粗，说胡话，唱跑调的歌。那时候，年轻气盛，什么都不怕。现在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只能喝红酒，还得是“一两杯”。
“陈老师，您最近气色好多了。”陈医生说，“退休了，不用操心了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”
“是啊。”河生说，“不用每天看图纸、跑船厂，轻松多了。”
“那您心情也好多了吧？”
“好多了。”河生笑了，“以前总是绷着一根弦，现在弦松了，人也舒服了。”
走出诊室，林雨燕在外面等他。她今天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大衣，围着陈江送的那条丝巾，头发盘起来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河生看着她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个女人，跟了他二十多年，从青春到白发，从苗条到微胖，从青涩到成熟，一直在他身边，不离不弃。
“怎么样？”林雨燕问。
“没事，一切正常。”河生说，“陈医生说我可以喝点酒。”
“喝酒？不行。”林雨燕皱起眉头，“你忘了你的胃了？”
“他说喝点红酒没事。”